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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与见证:广东省博物馆
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广东省文化投资的最大项目，预算9个亿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已经进入招标阶段。新馆将设置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南部，与广州歌剧院并列于广州新城市中轴线两侧，共同形成广州文化艺术广场，并成为广州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院门内，三尊鸦片战争时期的铁炮镇守着一个空阔广场，大草坪北面一新一旧两个建筑形成鲜明对照。旧的是建于1905年，现作为国民党一大旧址和鲁迅纪念馆对外开放的钟楼，新的是1992年重建的博物馆展馆。这两栋年龄差将近一个世纪的建筑，构成了现在广东省博物馆的主体。广东省博物馆是一个以地方史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如果说年轻的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展馆试图通过陈列追溯广东的千年源流，那么饱经风雨洗礼的钟楼则是在静默中亲自见证广东的百年风云。
钟楼是一座“山”字形的中西合璧式砖木建筑，高5层，24米，穹隆顶，因上端四面设有时钟而得名，底层是一个长方形礼堂。这座如今貌不惊人的灰黄小楼，与广东近现代的革命史和教育史有着难解的因缘，已具有了某种精神象征的意味。
这里原是清朝科举考试“贡院”的一部分，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1908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可以说由一个旧学入仕登科的“圣地”变为了新学改革的先锋。
1924年1月，孙中山在钟楼底层礼堂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会上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握手，随之而起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钟楼及其前面的广场被当作“革命的大本营”。因它毗邻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妇女解放协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革命集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廖仲恺、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彭湃、张太雷、恽代英、刘尔崧、邓颖超等都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省港罢工的许多集会、纪念列宁逝世周年大会、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纪念“五七”国耻11周年大会、追悼廖仲恺的群众大会、庆祝广东统一的群众大会、欢送北伐军出师的群众大会，以及欢呼北伐胜利的群众大会等都在这里举行。这使钟楼和广场作为革命旧址受到重视。
同时，钟楼又是中山大学的发源地。1924年，孙中山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等改为广东大学，希望它与1923年建立的黄埔军校一起，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孙中山逝世后，1926年下半年，为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而钟楼，正是旧中山大学的办公楼。如今的中大虽然地址变迁，但始终恪守中山先生教诲，将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作为校训，而将钟楼造型作为其校徽的主体。
1927年1月至4月，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期间，曾住在钟楼。钟楼二楼保存了鲁迅先生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用过的被子、枕头、书桌、笔墨历历在目，连当年许广平帮他烧菜用的煤油灶也静静地摆放在那里。1927年1月25日，欢迎鲁迅的大会在钟楼大礼堂举行，正是在这里，鲁迅以一席演讲折服了众多青年学生。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为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鲁迅召开了一次会议，营救的失败导致他一周后愤然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这次会议也是在钟楼。鲁迅曾在钟楼上记录他的广州生活：“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三闲集。在钟楼上》）
而钟楼也成了鲁迅在广州留下的一个印迹。
正是由于这种种渊源，1957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以钟楼为中线建设一个文化发展区域：“东博西图”——钟楼东侧建立广东省博物馆，钟楼西侧便是现在的中山图书馆。1959年10月1日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放，首先举办的是建国十周年广东发展成就展，而文物陈列非常有限。
经四十多年积累，通过国家调拨、移交、考古发掘、征集选购、社会人士捐赠等多种途径，现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藏品已逾12万件，成为全国收藏丰厚的大馆之一。其中陶瓷、书画类藏品无论数量质量都可跻身全国省级博物馆前列。地方文物的收藏也颇具特色，端砚、潮州金漆木雕是当然的强项。而已经经过1992年重建的展馆再一次跟不上博物馆的发展步调。实际展出面积不到6000平方米的展厅，使众多的馆藏文物无法与观众见面，也局限了展品的陈列方式。现在博物馆的3个基本陈列之一《广东历史大观》还是10年前的设计布置，许多新的发现难以填充进去。
随着征集工作的不断开展，仓库不够用，只好将部分展厅改为仓库。而由于没有建独立的办公楼，博物馆的保管部等重要部门至今屈居在附近广东省电影器材公司的两层旧楼里。客观的物质条件和人才的不足都使广东省博物馆的发展走到瓶颈，毕竟除了收藏、保存、研究，做好藏品展示是博物馆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如果不能使藏品与观众发生有效的交流，博物馆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
现在的文明路广东省博物馆大院更像一个小公园，清早起老人、孩子便聚集在钟楼前的绿荫下，踢毽子、打羽毛球、聊天，很是热闹，而各个展厅里却很冷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却对这种状况的改变满怀希望，因为机会已经来临——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广东省文化投资的最大项目，预算9个亿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已经进入招标阶段。新馆将设置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南部，与广州歌剧院并列于广州新城市中轴线两侧，共同形成广州文化艺术广场，并成为广州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镇馆之宝和它们背后的故事
广东省博物馆12万多件藏品中，有国家一级文物400余件。其中北宋无名氏《群峰晴雪图》、南宋陈容《墨龙图》、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清康熙十二月花诗杯等堪称镇馆之宝。但凡可以见证历史的东西都有丰富而神秘的生命，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它们背后的故事就是窗外的风景。我们且观一二。
端石千金猴王砚端砚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产于广东肇庆，因肇庆古称端州，故称端砚。据文献记载唐武德年间就有生产，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唐朝诗人李贺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的句子。《端溪砚史》等文献赞美它细润如玉，磨墨不滞，贮水不耗，发墨而不损毫，久用锋芒不退。
端石千金猴王砚是广东三大名砚之一。相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在主持开发大西洞时，挑选了三块上等石料，请名匠制作三方砚台，便是后来的三大名砚。一曰千金猴王砚，二曰鹤砚，三曰过面冻砚。其中千金猴王砚和鹤砚现都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过面冻砚不知所终。
三大名砚以千金猴王砚为首，此砚长方式，质细腻温润，娇嫩若小儿肌肤，石质色彩甚丰，砚堂内有大片鱼脑冻（石品花纹的一种），形成一只蹲着的猕猴，眼、鼻、嘴和前足都很清晰，栩栩如生，故此得名。工匠因材施艺，在砚池头镌刻山水，满山桃树，以寓花果山。砚边刻“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这种自然形成的猕猴，加以名石和能工巧匠的雕刻，确属石砚中的珍品。
据考猴王砚因名声太大，流传中几经辗转。抗日战争时，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手里。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1950年代那位藏主把猴王砚卖给文物店邓涛先生，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从邓涛处买下此砚，后把它转让给广东省文管会收藏。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建立，千金猴王砚转入该馆。而商老此后还曾九次向广东省博物馆捐赠所藏书画、陶瓷、砚墨等文物，共374件。
边景昭《雪梅双鹤图》这件国宝级文物曾被当作一张包书废纸，险些湮没民间，幸而遇到了苏庚春。
2001年12月23日驾鹤西去的书画鉴定大师苏庚春先生，是广东书画界的一座重镇。书画鉴定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晋、唐以来薪火相传，名家代出。这一行当不仅需要博闻强识，而且需要鉴定家自身极好的艺术修养。苏老自幼便在北京琉璃厂自家书画店贞古斋里耳濡目染，所经眼之书画不知凡几，他通过类比总结，并大量阅读各种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思路与方法。而他的书画，也自成一家，尤擅楷书和草书。1961年，时任北京琉璃厂宝古斋书画门市部主任的苏庚春先生应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要求南下广州，自此，广东的博物馆、文物店、海关、进出口公司等但凡与书画鉴定有关的行业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广东的书画鉴定从此开辟了新天地。单就广东省博物馆而言，建馆之初的书画收藏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苏庚春先生南迁后，通过购买、向社会人士募集等多种渠道征集书画，使广东省博物馆书画收藏蔚为大观。
这幅《雪梅双鹤图》就多赖苏老慧眼识宝。1980年代广州一家书店从河南收回一批线装书，苏老前去鉴定，一番忙碌之后发现这批书无甚价值，临走之前拿起一张破烂不堪、用来捆扎书籍的包书纸来看，却从斑驳中辨认出这是一幅古画。苏老以极低的价格将这张包书纸收回，送广东省博物馆修复、鉴定，边景昭的《雪梅双鹤图》从杂物堆中走出来，成为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此文感谢广东省博物馆朱万章、李蔚、冯素阁等研究人员提供资料）
古运泉：让广东历史丰满地呈现古运泉：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长年在广东考古第一线工作，主持珠海平沙棠下环、博罗银岗窑场、博罗横岭山两周时期墓群等大型遗址的发掘、研究，参加了西沙群岛水下文物的调查。曾任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由于古运泉馆长是考古学专家出身，我们的话题便从考古发现开始。
作为一个以地方史为主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始终把展现广东的历史放在首要的位置，而新中国建国50年来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无疑成为馆藏文物的支柱之一。“广东地处中国东南角，古时常被视作蛮夷之地，关于广东地区的历史，史书上记载不多，特别是先秦的记载几乎没有。但岭南地区特殊地理环境下的历史是整个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考古发掘的文物就显得尤为重要，能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一个发展的脉络，或者说复原历史发展的过程。”古馆长略为梳理建国以来广东省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之后，不无遗憾地指出——许多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并没有得到历史研究界的有效利用：“学院、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偏重史料，考古所的研究偏重实物，其实这两者是需要结合起来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缺乏交流途径。考古学报告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历史学家往往看不懂，只能直接引用报告最后的结论，这样就可能出现偏差。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需要有效的交流，而博物馆其实可以在这种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国文物法规定，考古发掘的文物必须移交给博物馆。因此可以说博物馆是文物展示的最重要场所。古馆长认为，一个好的关于广东历史的基本陈列应该具有一定开放性，能够吸纳最新的发现和成果。只有考古新发现能得到及时展示，这些文物与史学界、大众的交流才成为可能。
古馆长承认，目前馆内的基本陈列《广东历史大观》存在许多不足，有待改进。这个陈列还是10年前布置的，思路非常单一，由于受到展馆面积的限制，一直未能更新。随着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的启动，一个全新的梳理广东历史的基本陈列也在构思之中，在期望中新的陈列将有一个更宏大的体系结构，不仅能够追溯广东文明进步的轨迹，还要容纳更多民俗方面的内容。广东有三大民系：广府、潮州、客家。这三大民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在演进中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方面的文物。“民俗的沿承是地方史重要生动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将使展览更吸引人。”古馆长说，“观众到广东省博物馆，应该能了解整个广东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不该是单调的，而可以是多层次的，让广东历史丰满地呈现。” (本文来源：南方网(完)
